韩瑞穗教授（左）和本文作者胡欣合影。
同学聚会时常聊到老师，每次必然会谈到“韩老太太”。这是我们对韩瑞穗老师的尊称，因为她教我们4年级课程日本文学史的时候已经70多岁。她虽然高龄却率真可爱，喜欢戴帽子，走路时腰杆笔直，说起话来声音宏亮，不时爽朗大笑。她的独特之处不限于此。
20世纪40年代初的日本女大学生，结婚后成为华籍日裔、抗日女八路、地下工作者、耳鼻喉科大夫、教世界地理历史的中学老师、研究日本文学的教授、离休老干部等等，这些头衔既串连起她非同寻常的人生，也描绘出她对中日两个祖国难以割舍的深厚情缘。这一点，从她给自己起的中国名字也可以看出。她原名平山瑞子，结婚来到中国后，就更名为“韩瑞穗”。“韩”是夫家的姓，而“瑞穗”则取自“瑞穗の国”，这是对日本的美称。可以说，韩老师就是中日友好的亲身实践者。她爱憎分明，反对天皇制度和侵华战争，同情中国革命，毅然离开日本来到中国，并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她勤奋敬业，在讲授日本文学史课程时，常常结合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讲述中日两国悠久而深厚的渊源，并表达出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愿望。
在众多的身份当中，研究日本文学的教授这一头衔是韩老师最乐意接受的。因为，传授学生日本文学知识和研究方法是日本的大学科班出身的她最得心应手的事情。文革结束后，她来到了国际关系学院，重拾老本行，重新开始了她所热爱的教学生涯，并培养出一批批出色的国关人。作为得到她亲自指导的学生，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从恩师那里不仅收获了知识，还收获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首先是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韩老师严格守时，从不迟到。在我们的记忆中，韩老师向来都是比我们早到教室。年逾7旬的她爬楼梯自然不如学生们利索，所以她就每天提早到教室，休息一会儿之后，再把自己精力充沛的一面展现给我们。要想讲好日本文学史这门课是不太容易的。但是韩老师却能从《万叶集》到《源氏物语》、到《平家物语》再到《枕草子》等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特别是结合中日文化交流来讲，就十分生动。这充分反映出她深厚的日本文学功底和广博的背景知识，以及授课前对课程的精心设计。韩老师最喜欢的是近代的日本女流作家。樋口一叶等作家的生平代表作时代意义分析得十分透彻。特别是与谢野晶子的《君死にたまふことなかれ》的诗，表达了对战争的恐惧和对和平的渴望。韩老师也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为我们作了深刻的讲解，使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韩老师满墙日文书籍的书斋在学生中非常有名。而且，每次去请教她，她总是在翻阅刚从日本购回的新书。她亲身实践着“活到老学到老”的箴言，并且在指导我们时，总能给予可行性强的建议和较新的信息，令我们非常敬佩。
其次是她对学生的关爱和负责。“小马，小马，上课了”，这是韩老师在研究生宿舍楼下大声喊一位男生起床上课时的场景。这位同学周末要在外面打工，所以早晨上课经常迟到。于是，韩老师想出这个法子：每到周一周三早上，她在去教室上课前，专门来到研究生宿舍提醒他赶快起床。事隔多年，那位同学每当提起韩老师的那句呼喊，都非常激动，因为这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他心里，并永远激励他的人生前行。
再者是她对待挫折时坦然应对、乐观向前的态度。韩老师在中国的经历并非一帆风顺。文革期间她丈夫被打成特务反革命，自己也被下放过十几年。为了洗清所遭受的不白之冤，她执着地多次向领导反映真实情况。为此，她的一只耳朵还被造反派打聋了。面对种种苦难，她并没有退缩，同时也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在偶尔和我们谈到这些事情时，她总是轻松地一带而过，并总是说：“过去的事情不必多提，我是共产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同时也相信我们的党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对国内的事情是这样，对中日友好也是如此。”
正是韩老师的言传身教、悉心关照和耐心指导，我无论在学业还是在做人做事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对此，我的内心充满感激。现在，我继承了恩师的教鞭，同时也继承了恩师对学生的关爱之心、对工作的敬业精神以及面对困难时的坦然从容。把包括韩老师在内的国关日语系老前辈们的精神和优良传统不断传递给国关的新生代，并为中日世代友好全力以赴，这将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